河北：政策加力强信心 对外开放再添动能

三、儒学观 钱先生既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最后必然要归宿到儒家思想。

恐怕我在北大毕业出来后，也和其他人一样，很自然的便跑到中央研究院的系统里去了。人们顾此失彼不免有所偏重，就将他解析现象的这步工作忽视了。

康德之自由意志，若善发挥可以融会吾《大易》生生不息生机，此就宇宙论上言。然而，此种蕴蓄不能求之于西方纯逻辑思考之哲学，乃必求之于能开避价值之源之孔孟之教。[69]而到他晚年谈到《新唯识论》，在有所批评的同时，则又肯定了其把握儒学命脉的价值之所在。牟宗三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逻辑学家与认识论专家[56]（这一问题还将另文论述，此不赘言）。在一封答牟宗三的信中，熊氏指示： 吾子欲申明康德之意，以引归此路，甚可着力，但康德所谓神与灵魂、自由意志三观念，太支离，彼若取消神与灵魂而善谈自由意志，岂不妙哉。

牟宗三重视认识论或知识论的研究与建构，除了直接受到张东荪、金岳霖和西方哲学家、尤其是罗素、康德等人的影响外，也直接受到了熊十力的重大刺激与影响。只因为他反传统的缘故，还有更不得了的事，即他的证体开创西方元学（形上学）的新纪元。他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在指示我们怎样去认识中国的文化系统及其流变。

据最近的报导，一九八六年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已成为官方批准的重点研究项目，一九八七年更初步确定以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为重点研究对象。宋儒仅执退之后来与大颠之关系，以为破获赃据，欲夺取其道统者，似于退之一生经历与其学说之原委犹未达一间也。现代学者首先选择一门和自己性情相近的专业，以为毕生献身的所在，这可以说是他的门户。总之，新儒家如果仅凭直觉、证悟以建立其关于本体界的信仰，那么我们局外人自然完全没有说话的余地。

但他不能接受理学家的道统观，并且指明其说出于韩愈模袭禅宗。以上从交游和学术两方面讨论了钱先生和新儒家的关系。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他在中国学问方面的宗主问题。这也许比较最接近新儒家的开出思想，但是也立即遇到一个难解的困境：新儒家既然不是以传教为本业，那么将以何身份并通过何种方式来点拨中国人的良知而期其必从呢？不但如此，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还在新儒家出现之前。但儒家毕竟与一般意义下的宗教不同。西方文化的危机更使他认识到中国的前途决不能寄托在一切向西方学习这种幼稚的想法上面。

及一浮来此创办书院，十力亦同来。在五四前后，这一知性的傲慢随着科学主义一齐传到了中国。来源: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进入专题： 钱穆 新儒家 。但钱先生无意走哲学的道路则是已无可置疑的。

他似乎并无意图要强人随从。）由此可见新儒家的道统虽然不是一线单传，但仍然是随时可断。

特别是在50年代，由于《民主评论》和代表自由主义的《自由中国》隐然形成了对垒的情势，钱先生和第二代新儒家很自然地被划在同一思想流派之内。但是问题在于道统如果有实义，则只能是儒学史上的客观事实，并为人人（至少是大多数人）所共见。

熊十力在西湖，与一浮同居有年。【同上，第144页】 这样的话难道能出自一味顽固保守的人之口吗？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没有人建立一种理论，主张保守中国传统不变，并拒绝一切西方的影响。科学的巨大成就诱发了一种意识形态——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觉其意甚勤，非论文者也。第三，魏晋南北朝是扩大期，不但有义疏之学的创立，而且扩大到史学，从此经、史并称。入清以后，王学衰歇，不少儒家便不免要发生什么是儒者本业的困惑了。

从这一点说，钱先生和第二代新儒家之间的思想上的关系其实比第一代——熊十力——是更疏远了，而不是更接近了。在人文研究的领域中，传统正是内在理解的关键所在。

但知识领域中的人如果想取得道德的身份，上窥本体，则其事难如上青天，因为证悟、良知呈现并不是人人所能有的经验。这更王艮的自我无限扩大的梦中现形。

值得注意的是韦伯所举的史例主要都是近代西方的，而其中却包括了中国的科举任官制在内。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道统的看法。

这一差异是不容忽视的。从历史的立场出发，他不但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宗教、文学、艺术，以至通俗思想等各方面去探究中国文化的具体表现，而且更注意各阶段的历史变动，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所激起的波澜及其最后与中国文化主流的融合。不管科举制度在实践中发生过多少流弊，它在比较文化和社会史上的独特意义是无可否认的。他早年在学术界的成名之作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这是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全面而有系统的驳斥。

根据钱先生的回忆，在十岁那一年，他的体操老师钱伯圭对他说，中国历史走了错路，才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治乱循环。但是我们如果真想在这两部极端相异的著作中获得启发，则读前一书时必须特别注意其中微观的根据，而读后一书时必须随处留心其宏观的涵义。

徐复观、张丕介两先生创办《民主评论》，为钱先生和第二代新儒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言论园地。更没有要求他的学生去发扬他的观点。

他又说：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但是如果不以辞害意，我们不妨说：钱先生认为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之下，中国行政官吏的选拔早已通过科举制度而建立了客观而公开的标准，既非任何一个特权阶级（如贵族或富人）所能把持，也不是皇帝所能任意指派的。

也没有人相信普遍的历史规律之说了。五四以来提倡民主与科学最有力的人同时也是最反道统的（虽然是伪道统），他们也未尝不能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反道统正是处于良知之不容己。高明爽朗在此转而为慷爽。【例如萧公权《中国君主政体的实质》一文，现已收入他的《宪政与民主》，台北，联经，一九八二年版，第60-77页。

新儒家上承内圣外王的旧统，而提出了道统开出政统和开出学统的说法。朱、陆究竟代表同一正宗的不同工夫取向呢？还是一为旁出呢？这一判断上的差别透露出义理系统上最基本的分歧。

所以我想称新儒家的心态为良知的傲慢。[1] 可见他虽能接受社学的分类，而终觉心有不安。

熊十力又曾面告萧公权说： 西洋哲学和科学都缺点妙义，没有研讨的价值。门户的出现正是这一发展的结果。